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深刻阐述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由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是党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他多次告诫全党，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除了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民生和民主等问题外，还始终高度关注党、政府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问题。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中，毛泽东把廉洁奉公写进了共产党员的五项条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1933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决不姑息。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廉政建设。1941年5月，他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使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毛泽东让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整风文件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对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从根本上保证政府廉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于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来的无私清廉的形象，长期形成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毫无疑问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方面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再次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很不容易，那么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则更不容易。党、政府、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清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密切联系群众意味着什么，而脱离群众又意味着什么。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则大大增加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告诫。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新中国初期，为了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又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一是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他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二是开展整党整风。针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毛泽东分别于1950年、1951年、1953年和1957年，领导开展了整党整风活动，为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三是加强群众监督。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监督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1950年4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决定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党的工作中一切缺点和错误的批评。四是严惩腐败行为。1951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惩治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在内的一批腐败分子，遏制了建国初期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毛泽东还身体力行，为全党同志作出表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反对为他祝寿，反对以他的名字给地方、企业等命名，反对为他建塑像，反对将他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他对亲属故旧严格要求，不允许他们以他的名义和旗号谋取个人利益。

　　所有这一切，既记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更铭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来，社会上的“毛泽东热”持续不断，不少人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有增无减，应该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