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辛奋斗中，对继承和发展（亦即“丰富着”）民族精神作出了开创性的伟大的历史贡献。

　　所谓民族精神是指贯穿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一系列具有抽象性、精神性的活的东西，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内核，决定着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质和发展方向，具有历史的继承性、相对的独立性和巨大的能动性，是推动一个民族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特别注重从变革完善民族精神入手来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社会变革应从探求“本源”（即“宇宙之真理”）入手。他说：“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根本的原则和方法来继承和发展伟大的民族精神，使之服务于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

　　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之共性与个性、对立与统一的基本原理，指出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间以及同一民族、同一阶级之间的文化精神要作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陈”，“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新”，凡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价值观念都应该积极地吸收和创新。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又用这一优秀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料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创造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的精神，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生时代飞跃的理论基础。

　　第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基本原理，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优秀代表者。“共产党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他们“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共产党员只有“高度地发挥其先锋和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523页）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发生时代飞跃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经验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与方法具有根本的规律性的意义，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实现民族精神进一步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