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娴熟中国历史的政治家，他不但自小喜读史书，至老尤笃，而且多次以领袖的高瞻远瞩，号召大家多读史书。根据现有资料，至迟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便把学习历史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他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毛泽东选集》第533页，以下简称《毛选》）。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大家：“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942年2月1日，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宣布：“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重提学习历史的事。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面对着几百名党的高级干部，倡议“全党都要学点历史和法学”，并把学习历史提到了党的干部的工作方法的层面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刻，回顾和学习毛泽东的历史观，很有现实意义。

　　

史学目的论<br>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是每个学习历史的人必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的回答，是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更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毛泽东对史学目的的这一高度概括，表达了史学的价值取向。价值的实质是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的吻合，吻合的程度愈大，其价值愈大。毛泽东认为，主体（今天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对历史这一客体的需要，是改革现实和创造更美好的将来。换句话说，改革现实，需要了解国情，符合国情，而国情正是历史的积淀；改革现实，还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增长智慧，接受优秀传统，发扬历史积累下来的高尚精神。概括地说，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史学的最大社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因而，毛泽东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选》第533页）

　　从史学的这一目的出发，毛泽东提出历史学习和研究都应贴近现实。毛泽东本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从来就是把这些历史知识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工具，作为改革现实的借鉴。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写的第一篇历史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是“利国福民”之“大政策”，然而犹欲徙木立信，令人“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时他才十九岁，还没有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他的分析未必准确，但同时又说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把对历史的分析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联系起来的思路。踏上革命征途以后，他这种思路更为明晰，更为强烈。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评价便是这种思路的反映。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在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只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就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还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选》第534页）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毛泽东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的把握上，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不可能了解现实社会的来龙去脉；而只要学习历史，就可以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可以对现实社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实际，更有成效。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选》第801页）。第二，历史是一座智慧宝库，它蕴藏着人类几千年的生产实践、管理实践以及政治、军事实践积累下来的极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选》第534页）毛泽东本人堪称继承历史遗产的典范。在战争年代，他经常引用古代的战例来说明军事问题，如以“围魏救赵”的故事说明在抗日游击战中在根据地外围钳制敌人的必要性，以鲁齐长勺之战说明敌疲我打的方针，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意义。第三，历史是励己育人的教材。196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向人推荐《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从历史故事中引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告诫！至于历史上众多精英所焕发出来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的精神、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清正廉洁和勤政敬业的精神等等，更是世世代代教育和鞭策着后来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正是为了熟悉这些历史教材，更好地运用这些历史教材，以史育人。

　　毛泽东的史学目的论，深刻地体现了对史学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估量，又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批判地继承的史学观。但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歪曲史实，随意比附，搞什么儒法斗争的讨论，并大搞影射史学，葬送史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把史学推向政治实用主义和庸俗化。这是对毛泽东史学目的论的严重歪曲和肆意践踏。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古为今用”的原则，则是错误的。再说，史学既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即它的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毛泽东说：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毛选》第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