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但应该看到，时至今日，许多人的发展观并没有根本转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化为增长是硬道理。因此，深入讨论发展观问题，廓清在发展观上的种种迷雾，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副院长，请他就发展观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br>
    记&nbsp; 者：十六大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无疑是理解发展问题、选择发展道路的一种崭新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观？<br>
    刘福垣：我们应该树立一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的完整的发展观，努力探索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解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我们就会发现，人是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体”即本原、本体。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是人的发展。根据这种认识，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只要牢固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可以“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br>
    记&nbsp; 者：那么，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的基本含义和立论根据又是什么？

    刘福垣：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目的和发展的标志等问题的基本看法。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把人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本原、本体、核心，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标志这样一种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观念。其基本含义和立论根据是：<br>
    第一，人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本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其基本矛盾运动从低级向高级转化、演变的过程，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是生产方式变化、变革的过程。在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决定的核心的因素都是人。生产方式的进步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升华、和谐的结果。没有人的变化，就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br>
    第二，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人，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为了发展而发展。一个自耕农的生产是为了家庭人口的生活需要，一个企业的生产是为了它的客户需要，一个社会的生产是为了全体人民的需要。满足人、人们、人类的需要，始终是社会生产和发展的目的。<br>
    第三，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什么在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以往的回答是生产力。这个答案不错。但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为什么能发展？其内在的原动力何在？究其根本是人的需求，是人的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需求。从打磨第一块石头到制造宇宙飞船，其原动力都是人，都是人为了征服自然满足自己需求的主观努力和客观实践的结果。<br>
    第四，人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标志。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某一个阶段的发展程度，不是根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根据这个社会用什么生产方式生产。而生产方式发展变化从动因到结果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所以要检验社会生产方式是否获得了发展，是正发展还是负发展，关键要看人的素质是否提高、人际关系是否升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br>
    记&nbsp; 者：在讨论发展观的时候，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对此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

    刘福垣：把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是极其错误的，其直接后果就是，只顾眼前不看将来，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负发展的越来越失衡状态。受此观念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决策者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而在评价经济形势的指标体系中，对像ＧＤＰ总量、进出口、产业结构如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这类指标的认识和使用，存在许多误区，高估了它们对经济形势的定性意义。其实，这些指标不能全面准确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更不能反映其生产和分配方式先进和合理与否。<br>
    ＧＤＰ增长的原因很多，有必然原因，有偶然原因，有可持续增长，有破坏性增长。自然的恩赐、透支人的劳动寿命和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都可以使ＧＤＰ快速增长，甚至一场破坏性很大的洪水，损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却可以引起ＧＤＰ的增长。某些产油国，人均ＧＤＰ可以达到１万到２万美元，但其实际上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比有些ＧＤＰ人均１０００美元左右的国家水平还要低。ＧＤＰ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这个结果只有定量意义，没有定性意义。ＧＤＰ总量或人均ＧＤＰ数量，不能反映这些ＧＤＰ是用什么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和如何分配的。同样一个增长率，既可能是好形势下的增长率，也可能是不好形势下的增长率。在固定资产投资超常增长的经济虚热时期，社会失业率、犯罪率也随着上升，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即使ＧＤＰ两位数增长，也不能认为是好形势。<br>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们在判断经济运行走势时，对进出口指标也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近几年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出口一位数增长，必须两位数增长才是好形势，ＧＤＰ才有希望保“七”争“八”。我国目前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４５％以上，这是相当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增加仅仅是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的反映，不是国内经济形势好坏的标志。只有在国内贸易增长量大于对外贸易增长量、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口增长才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好的集中反映。我认为，我们应该迅速调整发展战略，尽快摆脱内需不足，就依靠外需，越依靠外需内需就越不足，内需越是不足，就越依靠外需的恶性循环。<br>
    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比重这类指标也不能全面准确反映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同样用工业化、企业化生产方式生产的国家，其生产方式质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寡。我国目前许多中小民营企业里，民工在生产中的地位，还没有完全受到市场经济原则的保护，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还不能完全与土地脱离传统的经济关系，还不能不依赖农业的收入。有时他们的人身、人格都得不到正常的国民待遇，更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待遇，常常被拖欠工资、扣发工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ＧＤＰ总量多大，人均收入水平多高，也不管工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多少，绝不是工业化发展的中、高级阶段，而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原始积累阶段。<br>
    第三产业的比重大，也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决定性标志。第三产业是一个领域广阔的复杂体系，有传统第三产业，有新兴第三产业，还有所谓的无烟工业，如黄、赌、毒等作为负发展标志的行业。一个国家或地区负发展行业也创造ＧＤＰ，但在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负数扣除。在我国，这些负发展行业，虽然没有合法地位，但负作用不可低估。这些丑恶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是社会分配关系失衡的标志，是人性蜕化、异化的标志。<br>
    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制定发展战略，就不应该仅仅将着眼点放在ＧＤＰ、进出口、产业结构这三个指标上，而应当把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教育等指标放到主要位置。<br>
    记&nbsp; 者：这里，您提出了三个新的发展指标，与三个旧指标相比，前者显然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那么，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刘福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为了避免我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调整了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小康社会目标可谓直指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标志，抓住了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个核心问题；全面小康更把发展的本质提高到人际关系升华的更高境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必须在人际关系升华中实现。把“以人为本”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br>
    把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教育等指标放到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主要位置，是因为就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而言，决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是发展的最基本内容。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发展的最基本形式，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保障是人的生存权。没有社会保障，就不可能存在有保障的社会，人就没有完全成为社会的人。没有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的总和就出现了缺口，必然引起人的本质的异化。社会保障不到位是社会犯罪率上升，黄、毒、赌、黑、邪蔓延的社会根源，也是少数人寻求和利用权力，滋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社会肿瘤的重要原因。劳动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劳动关系就业关系。就业是关系人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个人不就业，他与社会的关系就产生了缺口，人际关系不健全，人的社会性就有所蜕化。社会保障度无论多高，长期不就业的人和社会的矛盾都会有所发展，会逐步边缘化甚至异化。没有教育，人的素质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不能进步，社会和人本身就得不到真正发展。<br>
    记&nbsp; 者：作为衡量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业率、教育，是否也可以说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战略要求呢？如何看待这三个指标分别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刘福垣：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调控经济运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的升华、人天关系的和谐，当作发展的目的，把人的需要当作发展的动力，把人的变化当作发展的标志，以人为中心开展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就必然把这三项指标作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战略要求。<br>
    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三项指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br>
    （一）社会保障覆盖率应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惟一经济考核指标。用政治经济学语言表达衣食住充裕、没有后顾之忧的小康状态，是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可以满足劳动力正常的再生产费用之后，还有一定的积蓄以防不时之需。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低收入和无收入者的生活达到衣食住充裕、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家庭保障积蓄已经不是必要条件，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必要压缩当期消费向银行存款，人们可以放心消费。最终消费品市场繁荣，整个国民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就业岗位就会增加，社会保障资金耗费反而会降低。可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何其重要！把社会保障覆盖率作为考核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度的指标是无可替代的。<br>
    （二）充分就业率应是考量经济形势惟一的定性指标，也应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位指标。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充分就业率变化的程度就是经济运行形势好坏的程度。充分就业率低不仅说明宏观经济效益不好，而且说明大多数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也不好，生产要素在产品、产业、地区、城乡四个层次符合经济效益的重新配置遇到了障碍。失业率增加看起来节约了微观成本，但社会成本的耗费根本没有变。一部分企业因有机构成提高排放出的劳动力，如果没有被另外一些企业吸收，提高了失业率，必将影响其他企业产品的销售，生产效益下降劳动者失业，这种连锁反应最终也必然影响主动排放劳动力企业的再生产，结果不得不向外被动排放劳动力。<br>
    既然发展的本质内容是人的发展即人的素质的提高，就业又是人的第一需要，那么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就必须把就业放到战略目标的第一位。政府的一切战略性方针、政策、结构调整的导向，都必须以确保充分就业为前提，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战略性部署，都必须以确保充分就业率的实现为前提。凡是不利于充分就业目标的调整、升级的，不管是什么“化”，都是逆调节措施，都是盲目的、错误的举措。就业率偏离充分就业率幅度较大、时间较长，说明发展战略出了问题，而偏离幅度较小则是运行出了问题。我们需要快速增长和发展，但必须是在确保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快速增长和发展。失业率超过５％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但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失业率超过５％，ＧＤＰ是可以快速增长的，但必然出现无发展，负发展现象。在失业率超过５％的条件下，如果ＧＤＰ增长的绝对额可能弥补因失业率上升引起的社会成本增加，经济意义上是无发展。如果因失业率过高，ＧＤＰ增长的绝对额弥补不了社会成本的增加，就会出现负发展现象。我国目前的充分就业率已经过低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br>
    （三）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财政预算的排序头两位的应该是：第一完成社会保障功能；第二完成义务教育功能。<br>
    为什么社会保障功能居第一位？这是解决人们的生存权问题，是决定政府性质的重要标准。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第一权利，连这个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失业的人没有满足他们劳动力再生产的购买力，那么，一方面社会犯罪率要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购买力，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从而一部分剩余价值也不能得到实现，继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如此循环下去，市场萎缩、效益下降，既无市场又无经济的局面必将出现。所以，社会保障看起来是保障弱势群体，实际上是保障整个社会，既保障了市场的繁荣又保障了资本的安全。一句话，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的职能中还有什么职能可以排在社会保障功能前面吗？我看没有了。我认为有社会保障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把社会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的政府，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br>
    为什么要把义务教育放到第二位？因为教育是对人的直接加工，是对人的直接投入，是一个社会最直接的、成本最低的发展工程。在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教育投入就是确保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人天关系和谐的效益最高的投入。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阶段相适应。工业化要达到什么程度、城市化要达到什么程度、现代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教育投入要与之相适应，以确保每一个成年劳动者都达到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最低劳动力素质。<br>
    记&nbsp; 者：最后，请您对确立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意义作一概括说明。<br>
    刘福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投入三大发展难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发展观的转变。它们并不单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分配关系问题、发展战略问题。发展的问题要靠改革来解决，发展观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世界观问题、政治立场问题。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政府的决策上来。如何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让各个阶层都能明白，按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大家都有好处，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空间的问题，要靠时间去解决，让人们普遍掌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有幸在一个拥有６０００多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能够树立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真正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精神，我们就可以大大缩短这个历史过程。（刘福垣：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