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思想方法的更新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种标志的认识，在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中通常不被人们所重视。人类思想史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科学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本文论及的五种类型，这些思维模式的互补与进步，是东西方文明相互推进的内在标志；对它们的研究和探讨，是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前提。<br>
            一、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
    所谓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是指开始于苏格拉底、成熟于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推导方法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在西方古代一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并成熟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br>     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点是从“范畴”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10个基本范畴：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即“被动的姿态和状况”)。根据这些基本范畴的构成要素，人们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进行规范的界定(定义)和划分(分类)，使之形成准确的、人们可以约定俗成的“概念”，例如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将它们确定为：“物质—精神”、“时间—空间”、“运动—静止”、“自然—社会”、“种植—养殖”、“战争—和平”、“正义—邪恶”等等。<br>     概念定义的精确程度和划分的细密程度，通常标志着人们认识的层次和研究的水平。依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方法，在把握精确的概念之后，人们要严格按照符合“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即“不矛盾律”)这三个基本的逻辑规律，对事物进行前后一致的、非此即彼的、真实准确的判断。再运用这些正确的判断进行推理，最终得出科学可靠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br>     进行推理的模式，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三段论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只要大前提和小前提都真实，而小前提和大前提又有直接的联系(具有“同项”)，结论必然也是真实的。<br>     面对真实是学术推论的基本态度和本质方法。真实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辨别真伪也就成了学术工作者最起码的能力。西方传统逻辑思维方法的开创人苏格拉底同自己的辩手埃弗奇进行的一场“关于正义”的推理论辩，生动地表现了逻辑思维对人类认识和思辨所产生的磨砺功能：
    苏格拉底：欺骗属于哪一类?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即一切欺骗都不是正义的。<br>     苏格拉底：好!照你所说，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那么，两军对战，兵不厌诈，战略家设计骗过自己的敌人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无言可对……<br>     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就是西方传统学术思维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思维模式。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大多都与这种思维模式的逐层推导密切相关。<br>             二、东方汉学传统思维模式
    东方汉学传统思维模式常常又被称为“国学思维模式”，国学思维模式是服务于汉学传统“考据”的，以注、疏、笺为特征，以“证明”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大兴于明清，是传统汉文化研究中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在政治思想上、民族心理上、学问风格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成因：
    首先，西汉王朝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推行了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措施，使“百家争鸣”成了一种美好的历史记忆。以后的历代王朝对统治思想之外的学说，一概采取封锁、排斥、打击的态度，甚至演化到大兴“文字狱”的地步，使人们失去思想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对《四书》、《五经》注疏的机械记忆为主要内容，使读书人的思维受到严格局限，久而久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理性光芒。<br>     其次，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华夏子孙世代受“中庸之道”和宗法思想的熏陶，善良的本性中潜滋暗长出“崇古”、“尚《经》”、“法先王”的民族意识，并在统治者提倡下渐次形成一种规范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于是，很少有人敢于对社会、政治、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提出独立的个人见解。“我注六《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追求学问的主要潮流。在言说自己对经文内容理解感悟的同时，出现了两种心理畸变的形态：一是按照统治者的心理和意图，穿凿附会地曲解《经》义；二是以批注《经》文作为自己成名成家的手段，通过“我注六《经》”实现“六《经》注我”的目的。其间虽然也有大胆著述，表现新思想、新方法的有识之士，如王充、李贽、王夫之等，但其思想方法在当时的影响面并不广泛。<br>     再次，受“内省”心态的左右，学问界形成了内敛式的思维模式，回避问题、远离是非，成了大多数人处世立身的学问方法和治学风格。连“文起八代之衰”、名高一世的韩愈，也由于提出“从师”、“进学”的见解而受到世人嘲笑讥讽，不得不写《师说》和《进学解》来校正视听，指出那种“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世俗弊端。一般人想要论及有违世俗的观点，就更为困难了。<br>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在“宗《经》”、“明道”为主体的释义笺注和阐发中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它重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强调学问的“厚积薄发”，要求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从头到尾、脚踏实地地钻研历代经典，对增强人的学养有着极大的好处。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消极影响也很深。远的不必说，就连现代革命史上对马列主义真理的接受过程中，也曾反复出现字字句句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思潮。究其实，这种教条主义的主张是同“句句须有来处”、“处处要引经据典”的国学思维模式，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br>     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大胆突破，历来表现为思想意识的觉醒，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经世致用”观，鲁迅对封建思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