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89年6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面临政治风波之后的严峻局势，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稳定了中国政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历史新阶段，我们党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的新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br>
    自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时刻，回顾13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历程，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对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开创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一项富有实践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br>             一  稳定中国政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br>     1989年5月31日，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邓小平就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他强调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1-1]这样，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接。从1989年到1991年，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的政治交代，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在稳定中国政局的同时，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br>     在政治上，首先是按照邓小平的嘱咐，“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2]。党中央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这一“最大的失误”，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br>     在外交上，党中央及时调整外交方略，形成了完整的24字外交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坚持和贯彻这一外交方针，使我们顶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br>     在经济上，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从1989年到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摆脱了剧烈波动的困境，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经济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br>     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改革开放在一些方面也有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价格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实现了价格双轨制向单轨价格的转变。其中，粮食、食油价格改革，是60年代中期以来粮油购销价的首次调整，是建国以来的一次重大改革，理顺了粮油购销价格倒挂，解决了20多年来未解决的矛盾。中共中央还通过了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着力于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1991年11月，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着力于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在对外开放方面，1990年，党中央做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以振兴上海，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起飞。<br>     随着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和改革的深化，到1990年，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完成，我们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制定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提出了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新任务，这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行动纲领。<br>             二&nbsp; 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br>     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改革与发展仍然面临严峻考验。在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有所下降，全国出现了市场疲软。在政治上，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和平演变”攻势。在这种背景下，党内及思想理论界“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进一步加剧。是走回头路，走邪路，还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必须做出回答。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br>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根据南方谈话精神，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3大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如十五大所指出的，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2-1]。<br>     南方谈话把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使改革进入一个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从1994年1月起，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改革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力度逐步加大，使我们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开了一大步。<br>     南方谈话掀起了对外开放的新热潮。继1990年开发开放浦东以后，对外开放的范围，进一步从沿海向沿江、沿边、内陆省区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迅速形成。<br>     南方谈话重新鼓起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风帆。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2.1%。同时，党中央又把握时机，及时调控，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成功实现“软着陆”，使国民经济再次迈上新台阶。<br>     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导向的新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描绘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跨世纪宏伟蓝图，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启动了党的建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