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南方谈话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今天，在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着艰巨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任务。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多方面重大的启发意义。<br>     　　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勇于推进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改变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状况，使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从而顺利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不同思想的冲撞相对平缓，人们的认识容易统一，推进理论创新相对比较容易。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由于各种思潮激烈交锋，不同意见相持不下，推进理论创新往往比较困难。不解放思想，不解除束缚我们事业发展的精神枷锁，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发展，因而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在改革开放的困难时刻，尤其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由于在重大历史关头推进理论创新，对于打破传统观念的禁锢，解除人们的思想困惑，凝聚全民族的统一意志，明确社会前进的方向，具有在社会发展的常态下难以比拟的作用，因而愈是在这样的关头推进理论创新，就愈是能显示出理论创新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威力。<br>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我们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一时期，我国国内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际上政治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历史上罕有的重大曲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敌对势力借1989年的政治风波疯狂地向我施压，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纷纷登台表演，使历史再次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当时，中国面临着三种不同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中国出现的问题和苏东社会制度的蜕变归咎于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固守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标志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种选择是试图效法东欧苏联，改旗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资本主义；第三种选择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坚持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根本改变，建立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着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否定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否定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左”的和教条式的传统观点的尖锐挑战。如果不能以非凡的勇气推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将前功尽弃，中国必将退回到僵化的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将出现停滞和倒退。<br>     在这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勇气，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伟大气魄，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高屋建瓴，深思熟虑，以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br>     南方谈话提出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理论主张，不丢老祖宗，敢于讲新话，言前人所未言，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理论主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和这些犀利的分析，如同一股浩荡东风，扫除了各种对改革开放的指责和诘难，驱散了弥漫在人们心头的疑云，极大地坚定了人们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东方风来满眼春”，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br>     　　抓住阻碍社会前进的要害问题推进理论创新<br>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我们党执掌政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还不长，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待我们通过理论创新形成系统深入的认识。因此，凡是在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问题上作出理论创新，对我们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都或迟或早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促进作用。但是，抓住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要害问题，抓住那些人民群众最困惑的问题，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破除社会进步的阻力，扫除社会前进的羁绊，这种理论创新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引导作用又是一般的理论创新难以比拟的。<br>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能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篇讲话针对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抓住要害问题，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如前所述，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国内外形势所决定，“左”的思想倾向和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存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危害暴露无遗，全国上下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清理。这时，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开始呼风唤雨，重新抬头，矛头所向直指改革开放。什么“改革开放就是改向”、“所有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左”的言论貌似革命，实则混淆视听，拿大帽子吓唬人，动辄给搞改革开放的干部和群众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这就使姓“资”姓“社”的诘难和疑惑成为改革深入发展的最主要的阻力。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回避矛盾，不虚与委蛇，不避重就轻，而是全局在胸，洞若观火，抓住要害，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