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过渡的理论拓展，是一次创新的革命。党的两 代领导集体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过渡，是一次以创新为标志的面向新世纪的理论跃 迁，是一次深刻的理论生存形态的进化和科学的上升。<br>
    怎样认识20世纪最后20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丰富和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进程，特别是 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理论进程之中的创新开拓，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 人民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中华民族跨世纪雄心壮志的思想 基础。近年来，各种理论研究对此也有过认真的探讨，但是，笔者在将这些研究论点置 入这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空前历史时段中，就发现它们不足以说明这一理论进程的创 新性、革命性和对于中华民族20世纪整个历史进程相比的飞跃性。那么，这些论点集中 到一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只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进程的渐 进性，没有看到它在渐进中的飞跃性；二是只注意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从“体系” 角度归类，从而侧重各个方面发展的完整性，没有看到这种理论体系发展中观点之进化 的突变性和异质性，以及这种进化使整个思想体系所发生的跃迁和革命。当代中国社会 主义理论，之所以不同于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没有步20世纪任 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尘，之所以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刻却在 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在中国发展中所具有的革命和跃迁的本质所赋 予的。而进行这种理论跃迁的主体正是在这短短的20多年中，从事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理 论探索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而发生这种跃迁的关键时刻恰恰正是 这两代领导集体交接的短暂的十年中。<br>             跃迁：面向新世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进程的本质特征<br>     “跃迁”原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名词，原意是指物质内部因为原子数目的变化，从一种 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这种过渡本来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当“跃迁”被引入社会科学 之后，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这种过渡不仅是状态的转变，而且更是状态的进化，是 一种质的飞跃。本文将“跃迁”进一步引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比较党 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将这一理论推进的20多年过程中，其过渡时期所发生的继 承、发展和丰富关系，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一理论面向新世纪所具有的创新特质。<br>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从1978年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和发展 的历史进程。当然，理论界所提供的观点是众多不一的，但是，这些观点的内在实质是 一致的，即各种对进程的分期，都是以主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提出， 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即这样的三步曲为范式来建构的。如果说各种观点之间有所区别 的话，那只是对这三步曲范式内在观点的产生、形成和完善的时间划分有不同看法而已 。这种认识当然有优点，即认识这一理论如何从产生到发展和完善，它能够提供一种明 确的框架。但是，它们所共同存在的缺陷是：没有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即这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发展中，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其发展经历 了20世纪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经历的炼狱般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就是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跃迁!
    那么，笔者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跃迁，在历史进程上是怎么外现的呢?综 观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之进程，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根本区别的就是它有一个独特的发展跃迁阶段：即1988—1992年国内外各种严峻考验 ，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跃迁到20世纪末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都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看待这五年在全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们在理论的内 涵上发生了深刻的进化，进化到了20世纪末任何一种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的 境界，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所谓在理论体系方面的完善。<br>     首先，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自省的反思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程中 有一个规律，即每一次理论的跃迁都是在遇到严峻内外环境的挑战中，社会主义者们深 刻反省并迎接挑战，使理论发生深刻的进化去适应环境变化和时代发展，列宁“一国革 命论”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如此。1988年开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 论经过近十年在中国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改革也遇到内部和外部挑 战：从改革的内部环境来看，我们面临怎样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克服改革进程中遇到 的制度性障碍，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轨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甚至以一种非常激化的形 式在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六·四”政治风波；从改革的外部环 境来看，我们面对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都陷入困境，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改革理论都没有能拯救这些“社会主义”失败的命运，这就是苏东 剧变。以邓小平为核心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这次事件爆发出 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1](P304 )在这一时段的反思中，邓小平极富创造性的两点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跃 迁意义是重大的：一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即我们前十年的理 论探索没有错，邓小平讲战略目标没有错，四项原则没有错，改革开放没有错；二是我 们还有做得不够的，邓小平讲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都是对的，要是有不够的是改革开 放还不够，我们今后不但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比出现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以前更加 改革开放。可以说，正是有这两点通过反思得出的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所谓改革理论境界 的结论，才使得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具有跃迁的特性。<br>     其次，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所经历的特有的证伪阶段。1988—1992年，对于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验证其真伪的阶段。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惟一标准，在十年的改革过程中，无论从我们国内，还是从国外，都出现了形形色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些理论使人们趋之若鹜，有些理论使人难辨是非，甚至有些 人从左和右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近十年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产生怀疑。而恰恰在实践上 ，1988—1992年五年之内的国内外严峻考验，给了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一个说 法。所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理论都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被证明其不能适应20 世纪最后20年的这场世纪风云变幻被历史所淘汰，而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却成功地生存 下来。为什么，这场证伪说明国际大环境在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及改革理论已经走到 尽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已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 实践之所以没有步其他国家的后尘，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 主动迎接世界深刻变革的跃迁性。<br>     再次，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一个过渡但同时又是充满活力的阶段。1988—1 992年的国内外形势还对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处境，揭示了这样一个定律： 即指导其改革的理论不根据变化的形势创新，等待它的就是毁灭。而恰恰在这五年中， 正是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的集体交接时期，面对国内严峻的政治风波和国际剧烈的苏东 剧变，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平稳地完成两代领导集体权力交接，又要使指导我们党和 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充满生机活力，这就像一个悖论摆在我们党面前，而克服这一 悖论的正是我们党的两代领导集体的创造性。邓小平当时以85岁高龄，面对第三代领导 集体谈到当时国内稳定和协调发展问题时讲，“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 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 P377)那么，怎样继续解放思想，在国内外深刻变化面前，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推 向更高境界呢?此时，进行改革的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的关键抉择，而且在传统理论构 架中选择的余地已经不大了，1978年我们在改革还是僵化之间选择了改革，1984年我们 在传统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间选择了后者 ，而1989年之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几乎使我们党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架中毫无回旋 余地，此时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架几乎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 邓小平用超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想像力的创造性重新说明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江泽民 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整表述将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改革的目标确立起来。这种 中国特有的在两代领导集体的过渡时期保持极其旺盛创造力的特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理论面对传统社会主义灭顶之灾而毅然跃迁的内在动力。<br>     面向新世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好比是一个必须进化的物种，面临两种进化结果 ，一种是物种因为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毁灭，一种是物种适应外部环境在进化中 成为一种更新更高的生存形态。邓小平理论正是后一种选择，它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 论成为面向新世纪的跃迁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适应世界文明主流，实现 民族复兴的伟大理论。<br>             创新：面向新世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跃迁的标志<br>     理论跃迁与创新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在1988—1992 年获得那种革命性的深刻进化，是因为相对于1978—1987年近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探索而言，经历这场跃迁的理论其鲜明的标志就是其自身的创新!
    首先，经历了这场跃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截然不 同的新型的核心概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视角。传统 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存在一种同质性，即在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的视角上，将计划经济与 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进一步的就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 特征的认识中，将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前人的个别论断作为不可变更的标准，甚至是传统 社会主义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例如，计划经济就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 义等等，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词，尽管各个国家在实施这样的社会主义时其 模式有所区别，尽管直至20世纪90年代各国社会主义在改革过程中都对这些模式进行了 一些改良，甚至自1978—1987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行近十年之后，在 碰到诸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问题上，究竟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 本质的问题上，我们国内一些人的那种理论和认知的同质性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了使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的风云变幻中避免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覆灭命运， 邓小平就是要突破导致这种理论认知同质性的认识视角的狭窄性，“我们必须从理论上 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 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P364)几乎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视为叛逆的 话语，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跃迁铺路奠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从根本上将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不可能认知的新高度。这些革命性的 新结论只能是原有理论核心概念的跃迁，而不可能是理论名词的自然渐进和发展：从计 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概念的跨越是不可能用一种同质性和渐进性的理论演进能够说明的，否则任何一个从事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可 以完成这种跨越，但是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进行这一跨越，要完成这种理论概念的 转换只能是创新、是跃迁、是异质性的革命。<br>     其次，经历了这场跃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获得了所谓的原有理论框架内 的成熟和完善，而且更是进行了对原有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更新和革命。比较1987年党 的十三大和党的十四大报告，能够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理论体系上革命性的进化和 更新。经过近十年探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媛郏?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 其理论体系和观点的认识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个理论的主题、精髓、构架、轮廓 、发展战略、改革方向等都已经具备，但是不要过早言理论体系的“成熟”、“完善” ，如果把它与1992年经过数年跃迁的十四大报告比较，就会发现其被发展的内容最重要 的就不在于理论观点的增减，原有理论体系框架内成熟和完善与否，而是两者理论体系 质的飞跃。十三大报告最根本的特点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它经过1978年改革开 放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我们党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的高度 ，说明必须根据我国国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根本出发点，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 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以及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容等等， 反映了当时我们党认识的最高水平。然而，从1988年以后，严峻的国内外风波和事变， 不仅考验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正确性，而且发现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缺陷”，因为这一理 论尽管有了完整的轮廓，有了立论的基础，有了主题和构架，但是，它还不足以说明在 严峻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剧烈的国际风云变幻中社会主义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社会主 义改革如何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繁荣并咄咄逼人的 情况下，走出一条生路和杀出一条血路来。而且也正是通过这段艰难时期，以邓小平为 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得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结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新概括，才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 升到一个新的科学的水平!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一种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 度的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判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内在质的重新界定，以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立论，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立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两 块里程碑，是两个台阶的一次质的跃进，它的意义决不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原来十三大 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某些观点或者使原来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而是对原有体系理论框 架的革命，这种体系不仅仅是被“完善了”、“成熟了”，而是被提高到我们党包括整 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达到的认知水准上。也许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 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才真正具备了完善和成熟的基础。<br>     再次，经历了这场跃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更是获得了面向新世纪和未来社会 主义理论不断进化和革命的前提与机制。历经跃迁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真正的 面向新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真正”不是因为在跃迁后的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中具 备了下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是获得了面向新世纪和未来 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进化和革命的前提与机制：即作为面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始 终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保持其旺盛的生机活力。国内外政治风波和事 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个面对未来思考的契机，为什么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拥有 几千万共产党员的大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么严峻的风波和事变 面前安然无恙，这些究竟给未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什么启示，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 用一句话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 是死路一条。”[1](P370)因此，跃迁后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赋予这一理论一个 革命性的前提：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经过前十年对社会 主义的探索，我们党认识到抽象的原则、前人的个别论断、外国的模式以及闭关自守、 夜郎自大、贫穷落后都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 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这是面对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极为挑 战性的问题。如果不回答这一社会主义的前提性的问题，其他方面是难以回答的。经过 1988—1992年五年的思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赋予它一个革命性的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这一认识肯定没有穷尽后人对社会主义的全部探索，仍然存在巨大的充 实空间，但是它为新世纪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前提：无论我们今后搞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还有，跃迁后的社会主义理论 ，获得了这一理论不断进化和完善的机制：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来建构理论的 内在机制。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整个“体系”紧紧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主 题。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提出判断这一理论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 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以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和内在机 制，可以说是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理论都不具备的，它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共产党人 的革命性探索结果，更确切地说它属于21世纪!
            拓展：面向新世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崭新的知识结构平台<br>     面向新世纪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跃迁，是两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除了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的以外，他们对这一理论跃 迁工作尤为重要的方面是进一步的拓展，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建构在崭新的知识结 构的平台上，从而完成了这一理论跃迁的过渡进程。<br>     第一个方面：建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崭新的知 识平台。<br>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是20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禁区”，是面向21世纪社会主 义理论的“处女地”。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之毫不兼容，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之必 须做出科学的论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概念以后，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上加以发展，从而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理论建构起坚实和科学的知识平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以及它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关 系；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娴牡谌斓技辶斓既辰徊街贫私⑸缁嶂?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扩展延伸，例如，市场经济 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统一开放的 市场体系、市场经济必须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些继续深化了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断进取，根据实践的深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建构了越来 越坚实的新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平台，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 、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与经济结构 和产业结构的转变、市场经济与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等等。它不仅将90年代中国的 改革开放继续引入更深层次，而且为中国面向21世纪建构新型的经济体制，进行民主政 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顺应 世界文明的潮流，实现中华民族跨世纪发展战略和伟大复兴的新型科学理念。<br>     第二方面，建构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更高层次的结构平 台。<br>     完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跃迁后，我们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看起来 ，邓小平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话语上的变化，精神实质没有多大变 化，甚至今天我们经常将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个名词互换。但 是，我们如果认真对待这一话语变化，研究这一话语变化内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发现 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过去我们认为的“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处在更高层次的结构平台上。<br>     首先，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建构中，从过去较多地进行对这一理论的 观点罗列和体系概括，越来越深刻地转向对这一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经过20世 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严峻政治事件以及面向新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各种矛盾困难考 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如何使我们国家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坚 定性，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特别是在未 来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在未来的建设和改革 中，“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是因循守旧”，具有越来越强烈的使命 感。因此，跨世纪的中国需要一面旗帜，一面全党和全国人民都紧密凝聚在一起的旗帜 ，即“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而经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 理论在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和跃迁的历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 ，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 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2](P9) “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对于这一理论的话语变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简单地 就是看待为是一个名词概念的变化，而是对其内涵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挖 掘。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关系上，将邓小平理 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在邓小平理论与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将邓小平理论作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 段，并且在其本身的“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方面做了比在 原来观点罗列的基础上更高的科学阐述；在坚持邓小平理论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 ，将邓小平理论定位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100多年的时代背景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学 风和邓小平理论的学风之间，寻找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联系 ，得出邓小平理论就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 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 实践和新的发展。”[2](P13—1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上对邓小平理论认识 论和方法论的深刻挖掘，是对邓小平理论在科学体系方面更高层次的结构性提升，它虽 然不是观点的更多罗列和内容的更全面概括，但是，它为中国怎样面对一个新世纪，面 对未来改革和前进的道路上许多可以预料和许多不可以预料的矛盾与风险，面对中国社 会主义可能出现的各种严峻挑战，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创新平台：永远从实际出发， 立足于理论联系新的实践，立足于理论的创造，立足于使理论回答新情况新问题。这就 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对邓小平理论内在结构的认知上，较之内在观点和体 系的罗列概括上更重要的贡献，它对未来的指导性更具有深远性和根本性。<br>     其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建构中，从过去这一理论面对内省式的改 革转向经济和社会越来越飞速发展的外部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有着突出的内省式反思特点：一是理论和制度创新还并不是自觉地从外部世界巨大变 革的内在规律和对我们深刻的压力中去寻找，而是主要靠激活我们党从60年代中期就已 经制定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记忆和追求出发；二是当时我们改革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直 接缘由，主要来自国内的原因，即“文革”浩劫的灾难和建国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经验教训的总结；三是我们改革具体理论和制度设计内容，主要还是到我们自己长期 以来的实践中去寻找，改革的80年代我们几乎扫描了建国以来30多年的理论和制度记忆 ，采用了我们过去理论和制度实践中曾经使用过，行之有效但是又被带上资本主义帽子 的措施。如果将它们与外部世界当时发展的状况相比，这一理论和改革实践还没有真正 的“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历着这场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跃迁的中国共产党人， 特别是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着一个越来越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外 部世界，尤其是在这场跃迁中我们党主动把视野扩展到外部世界：即一是社会主义遭受 到20世纪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二是经济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提出了挑战；三是科学 技术婷难该头⒄箍佳樽湃魏我桓龉液兔褡宓拇葱履芰Γ凰氖俏鞣降卸允屏咏羰?施对我国的“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因此，从90年代以来，我们党的第三代领 导集体“真正”开始了理论的创新和建构阶段，我们选择在中国任何过去的制度记忆和 体验中都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这一体制和经验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外部世 界；我们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历程的经验教训，借鉴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从 而确定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光明未来的对策；我们认真研究亚洲金融风波以及世界各地金 融风波的教训，未雨绸缪地制定我国面向经济全球化的措施；我们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战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进一步论述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的观点，提出了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对策，制定了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我们面向新世纪、面对未来可能的严峻考 验，制定了党在新时期建设的总目标，尤其是提出了用“三个代表”来建设面向21世纪 的中国共产党的总要求。<br>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它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经过90 年代的跃迁和话语变革，为面向新世纪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结构平台 。在这一平台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未来的丰富和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建构空间 ，深远的历史视野，丰富的知识结构，以及不断在理论生存形态上进化和上升的动力源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