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三次重大理论转变的思维逻辑

【内容提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从理论思维逻辑上看，经过了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什么是理想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三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研究这三次重大理论转变的思维逻辑，意义重大。<br>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荣辱兴衰、休戚与共的是三次大的理论思维视角的根本转换。如果在每次根本转换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广大人民群众及时洞察和正确领悟到时代精神的深刻变化，并指导具体的社会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生机勃勃，否则，就遭受严重的挫折。因此，正确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的这三次重大理论转换的思维逻辑，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大的意义。<br>             一
    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实社会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不公正的道义批判，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科学解剖，寻找到了摧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改变不公正社会状况的现实物质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把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谴责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希冀的未来社会，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未来社会，就可以称为“理想社会主义”。笔者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未来社会，归结为“理想社会主义”，绝不仅是语词的改变，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产生和构成社会主义蓝图思想方法和出发点根本转变的新概括。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较，“理想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批判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剖析中的必然逻辑归结；这个“理想社会主义”，不仅是激励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动力和审美对象，更重要的是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可以实现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并且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利益。<br>     “理想社会主义”既然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和不公正的抗议和批判的理论产物，是对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病症所开列的治病良方，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时，就必然要采取逆向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保持必要的“张力”与政治区隔。异化和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但不充分的产物，那么，“理想社会主义”就要发展高度的生产力，创设消除社会异化和不公正的物质前提；既然这个不人道的病态社会的病因在于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和商品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致，那么，“理想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全社会内进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取消商品与流通，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等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他们所勾勒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不是永恒真理，并告诫后人应当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和完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的重大贡献，不在于把“理想社会主义”变成现实，而在于指导人们把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审美诉求，转化成为对于“理想社会主义”可以预期的实际要求。<br>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从理论逻辑上论证“理想社会主义”蓝图的真理性，更为重要的是结合西欧工人运动，实际地参加了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创造性地提出并在工人运动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完善其关于“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和纲领，实际开创了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途径和道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天才地构想了“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更为根本地在于其对“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道路的不懈探索。因此，可以这样说，“什么是理想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的理论研究和领导工人运动所要回答的根本课题与价值目标。如果没有“理想社会主义”蓝图，现实的工人运动就会成为没有价值目标导引的自发行为；如果没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和纲领，“理想社会主义”就难逃“乌托邦”的命运。这是社会主义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次理论思维的根本转变。从此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摆脱了自发的、仅仅进行空泛的伦理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破天荒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br>     在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目标的感召下，为了解决各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列宁和毛泽东分别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国内外形势，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说明的是，“理想社会主义”蓝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只是经过巴黎公社短暂的实验以外，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理论设想，它的真理性和可行性在西欧社会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西欧工人运动提出并在工人运动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思想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和行动纲领是在启发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19世纪40—90年代，对西欧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前瞻预见的产物，它对西欧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行动作了一般的原则规定，需要随着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把一般的原则和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的发展理论和指导社会实践。<br>     和西欧社会想比较，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完全不同历史条件和国度里进行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讲，“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对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来讲仅具有一般的原则指导，那么，对于社会历史条件迥异的俄国社会来说，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为“实现理想社会主义”创设必要的历史前提，更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论述，而是要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述的精神实质，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列宁以非凡的领悟能力，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精神实质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冲破人们的偏见和对理论权威的迷信，成功地举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什么是理想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研究和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论学说完成的，这一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说包含了俄国人结合自己的国情所附加的成分。在社会状况方面，俄国是占世界1/6领土有浓厚的农奴制遗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在国情方面有巨大的差异性。而在与西欧万里之遥的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社会的性质和发展的途径与道路方面和西欧社会相比，更是大相径庭。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什么是理想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和行动纲领的理解，更应该抓住精神实质，进行创造性的灵活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国情与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实践方面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是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第一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br>     要强调的是，这第一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结合西欧工人运动的实际进行原创性的理论思维和行动纲领的建构与检验，而列宁和毛泽东主要是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的精神实质，结合俄国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从实践上把“理想社会主义”变为现实。<br>             二<br>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是由“什么是理想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主义”转变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的关注。在“理想社会主义”构想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而以国家机器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顽固的维护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资产阶级社会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其精神实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br>     在获得和保卫新生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列宁最初试图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具体做法，构建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遇到严重挫折以后，列宁很快意识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蓝图要在俄国直接变为现实是困难的，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才有可能把“理想社会主义”蓝图变成现实。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工业化之后的必然选择。而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村公社。这个农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内部的简单协作传统，如劳动组合、共耕地、插犋耕作等等。由于严重的轻商、抑商传统，经商被认为是贪婪的犹太人可鄙的营生；在文化价值观念上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附属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民族性格中理性精神的缺乏是权威崇拜与群众性歇斯底里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而“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俄国式的皇权主义以及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的鄙视。<br>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构建取消商品流通、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是对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野蛮剥夺，以另一种方式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复归，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现实的挫折，使列宁很快地醒悟过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要在俄国生搬硬套地实施，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野蛮阉割，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要把理想社会主义变成现实，就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在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去发现把“理想社会主义”转化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这是理论思维的一次重大革命，由以“理想社会主义”作为原则，通过演绎推理以神秘的命定力量在俄国现实再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转化为通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去发现和理解“理想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脚踏实地地站在幅员辽阔的俄国大地上，通过建设国家的实践实际地思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br>     1922年11月即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列宁就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上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还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楚这一点。”[1]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不能把社会主义“圣像”化，即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神化，一字一词都不能更改，必须无条件的把它变为现实，而应当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凡是被人民群众肯定为“比旧制度好”的事物就是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采取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政策措施虽然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不完全符合，但列宁认为当时党和人民进行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 因为这些政策措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是被人民群众称赞为“比旧制度好”的事物 。列宁这一站在俄国人民建设国家实际经验中，打破对“理想社会主义”圣像般的迷信 和崇拜，要求在社会实践中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非 常卓越和超前的。笔者以为，列宁的卓越和超前不仅在于他敏锐地体察到党的工作重心 由“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去了。” [2]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思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假如没有疾 病的缠绕和过早的去世，列宁一定能沿着新思路走出一条既有俄国特点、又坚定不移地 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蓝图真精神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崭新天地。<br>     在列宁之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回答的，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其重大的挫折和沉痛地教训主要来源于，对各自国家实际国情的错误判断，以演绎的方式把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的设计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试图主观地、一相情愿地在各自国家建起社会主义大厦。这一思路的错误性和空想性，就在于神化和绝对化、永恒化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设计，并不顾实际国情的运用行政手段实现它。结果导致，在经济结构中产品经济的计划化和社会财富尽可能广泛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对个人经济文化与精神生活自由最大可能的剥夺和限制，严重地妨碍了人民群众积极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使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难以正常发挥。而一个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正常发挥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一个只可幻想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br>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存在的合理性丧失殆尽。而其影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属性越来越显露出来。以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构建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生产力的破坏，引发了国民经济灾难性的后果。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完全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沿。疑惑和迷茫，促使人们苦苦探索寻找答案。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每前进一步，许多人都以“姓社姓资”的框框衡量，严重地妨碍了改革大业的顺利推进。邓小平力排众议，早在1984年就高屋建瓴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沿着这一条明确的思路，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肯定农民自发进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把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交给农民，并以政企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胆的改革，从而使中国经济以神奇的速度大踏步地前进。整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都是以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焦点，处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践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br>     从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迅速推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才得以完成。要说明的是，列宁仅仅开启了实现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的初步理论探索和实践。而邓小平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科学社会主义实践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累积，因而对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观念，试图生搬硬套地在完全异于西欧国家的国度，构建“理想社会主义”的现实大厦的思维方式有切肤之痛。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的领会有实际经验的佐证，因而更全面、深刻和正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少疑惑、摇摆和犹豫。邓小平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既完全突破了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理想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列宁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认 识水平。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是以取消商品和流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和使社会财富归全社会所有为最终目标；列宁在俄国2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设想，要求对农民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以租让制方式引进国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这是以“ 迂回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和平与发展的国内外形势，更 进一步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区分开来，在坚持 国家和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出让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逐步松绑对发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限制，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目标，即以市场为主 体配置整个社会资源，大力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 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和列宁相比较，邓小平在理论上区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和具体制度，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公有制的具体制度，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为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的 转变划上了完满的句号。<br>             三<br>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是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讨，转向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关注。第三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是由邓小平在完成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的过程中奠定的基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邓小平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解决上述重大问题，邓小平不是脱离实际地苦思冥想，做出唯心主义地先验回答，而是沿着列宁开创的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行归纳提炼的基本方法，对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做出实践的科学回答。而在对中国实际的研究中，首先要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科学的判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国目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持续一百年。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讲，就是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 多、耕地少，整个社会生产力落后，“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 规划。”[4]由此出发，邓小平领导全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br>     我们要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提出，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但是，这一科学地判断是初步的，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不断补充、丰富和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冲破传统“理想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不断实现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回答，转变成为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回答。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具体回答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它有那些特征，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江泽民对此从九个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了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br>     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具体特征和发展进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作为对“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具体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邓小平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前，一直未能明确做出建立市场经济的决策。江泽民回顾了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明确指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6]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对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对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做出了新的概括和布置，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三次重大理论思维的转变。第三次理论思维的转变和第二次相比较，其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它不是一般的运用商品经济而对私人利益的妥协与退让，而是要以市场为核心配置整个社会资源，建立发达的商品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第三次理论思维的转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把握，突破了第二次理论思维转变时期，纠缠于“姓社姓资”问题主要强调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量的比例，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的科学论断，要求对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要有控制力，强调“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认为国有经济需要从过于广泛的服务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通过放开其他领域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集中力量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关键产业。这不仅是发展国有经济的具体举措，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对公有制主要是从量的方面理解的思维方式，更注重从质的方面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属性。判定我们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要分析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更重要的是要看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国有经济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它比过去更有活力并且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更强、更有效，就证明我们不仅没有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仅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而是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兴旺发达起来了。<br>     沿着在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江泽民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具体设想的再一次超越，更难能可贵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列宁和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主要是循着实践之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三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的最科学完整地回答。“三个代表”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理论思维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的价值追求目标。它不仅强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更进一步站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之上，突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适应世界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状况，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大大突破了第二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时期，只是一般地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明确地肯定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更具体认识，和对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并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纲领。<br>     长期以来，许多人由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设想的教条主义理解，总是用“姓社姓资”先验框架怀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一个多世纪发展史上三次重大理论思维转变的逻辑，就是为了澄清人们糊涂的甚或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深刻而科学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且真正地理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社会主义”设想的精神实质，真正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复兴和发达起来，从而坚定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