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深化改革、创新体制的不竭动力——学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200106)

    《论“三个代表”》一书，汇集了江泽民自2000年春天视察南方发表“三个代表”重要谈话以来直至今年“七一”讲话等10多篇讲话文稿，反映了“三个代表”思想从提出到逐渐深化、初步形成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它的科学内涵、全面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意义。<br>     在去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对它如何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一直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与深化改革有没有关系，包不包括改革精神？更为人们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两者没有内在联系，“三个代表”就是“三个代表”，哪里涉及什么改革不改革！《论“三个代表”》一书的出版，对这个问题释疑解惑了。在新发表的“讲话文稿”中，江泽民对“三个代表”与改革的关系有不少论述。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存在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br>     　　一、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呼唤<br>     江泽民在2000年6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他继续说道：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而奋斗。<br>     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改革的深化、体制的创新也跟随进入新的一轮阶段。<br>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经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伟大思想和党的十四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龙头的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深入到一个几乎是全新的层面。由此，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要从根本上转变体制和机制的极为艰难的攻坚阶段。在历史进入新的千年世纪，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相当不少的国有企业脱困之艰难，与旧体制的政企不分、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过多、公有产权实无主、领导责任很难明等一系列弊端的密切关系，更加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要求各个方面改革的深化，必须促进具体制度进一步创新。江泽民指出：目前企业改革和管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到位，攻坚破难的任务仍很艰巨。要把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在新世纪，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大力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而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形成自主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因此，“结构调整必须紧紧依靠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江泽民提出的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是全党在新世纪的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br>     江泽民讲的体制创新，不仅是指经济体制继续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而且还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要有创新。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这个“坚”，不完全是经济体制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政治方面的某些体制和机制。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进一步加快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这是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当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不仅限于此。如果不适时地改革某些方面的政治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br>     党和国家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是，揭露出来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江泽民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党已经拥有六千三百万党员，这么大的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很好的，党的建设方面的进步不能低估。但对腐败现象，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切不可掉以轻心。谁都会看得到，腐败现象在由经济单位向党政机关扩大，由个人作案向群体作案演进，由下层机关向上层机关蔓延，由非执法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由县处级领导向省部级领导侵蚀，甚至由个别领导干部“下水”向以第一把手为首的整个领导班子蜕变发展。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br>     为什么腐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仅仅是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从改革开放之初起，邓小平就一再告诫全党，要反对特殊化，整顿党的作风。陈云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在80年代中期还进行了整党。但是，党风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尽管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近几年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开展反腐败斗争。这样，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但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体制事实上在不断强化。一方面权力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对过分集中的权力又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制度建设跟不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难以得到巩固。江泽民分析“官本位”的危害指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